近期炒股带杠杆，广州农商银行披露的涉诉公告显示，该行因理财产品"安心回报262号"陷入多起法律纠纷。三家来自不同省份的农商银行相继提起诉讼，涉案金额累计达1.26亿元，这一事件暴露出区域性银行在理财产品管理方面存在的深层问题。
有相关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该行在2016年购入“安心回报262号”理财产品，封闭期1年，产品在2019年到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广州农商行多位高管被查。
除了以上有关理财产品的诉讼案件，广州农商行还有两起诉讼金额更大的案件。以上5起诉讼案件涉及总额超6亿元，对广州农商行来说，潜在信用风险与资产质量管控压力不小。
理财产品连锁诉讼：区域银行风控漏洞的显性化
根据公告披露，广州农商银行目前涉及标的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未决诉讼案件共4宗，总金额约2.08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3起案件都指向同一个理财产品——"安心回报262号"。雅安农商银行、河南舞钢农商银行和青海西宁农商银行分别在不同时间节点提起了诉讼，显示出该产品可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雅安农商银行的诉讼始于2022年5月，要求支付本金及利息合计6025万元。该案经历了一审判决、上诉、发回重审等复杂程序，目前仍在等待重审结果。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的决定，暗示案件可能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方面的争议。
河南舞钢农商银行的诉讼则呈现出戏剧性的转折。该行最初要求返还理财产品资产，后在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但最终一审被全部驳回。5.7%的年收益率主张被法院否定，反映出理财产品收益承诺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目前该案已进入二审阶段，结果尚难预料。
最新加入诉讼的是青海西宁农商银行，其于2024年7月提起诉讼，要求支付本金及理财收益。该案已进行三次开庭审理，但至今未作出判决，显示出案件审理的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三起诉讼虽然针对同一理财产品，但各银行的诉讼请求和审理进度各不相同，这可能与各银行购买该产品的具体条款差异有关。
关于"安心回报262号"的具体情况，目前公开信息有限。但从广州农商银行过往发行的同类产品来看，"安心回报"系列理财产品并非首次引发关注。2015年发行的"安心回报157号C款"募集金额达1亿元，而"安心回报608号"更曾卷入河南新财富集团关联公司的信托贷款事件。这些前科不禁让人对"安心回报262号"的产品设计和资金投向产生疑问。
广州农商银行2025年中报显示，该行已为诉讼计提预计负债8505.3万元，这一数字虽然不能完全覆盖全部涉案金额，但显示出管理层对诉讼风险的预判。理财产品纠纷引发的连锁诉讼不仅给银行带来财务压力，更可能影响其市场声誉和投资者信心。
这起事件折射出区域性银行在理财产品管理上的普遍困境。一方面，中小银行为扩大业务规模，往往通过同业渠道销售理财产品；另一方面，风险管控能力不足可能导致产品设计存在缺陷，最终引发法律纠纷。三家农商行不约而同选择法律途径维权，也反映出金融机构之间合作关系的脆弱性。
随着案件审理的深入，"安心回报262号"背后的更多细节或将浮出水面。无论最终判决结果如何，这起事件都给银行业理财产品管理敲响了警钟。如何在业务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区域性银行未来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也提醒需要更加审慎地评估理财产品的潜在风险，不能仅凭产品名称和收益承诺做出投资决策。
高管涉案与业绩滑坡：内部治理危机的深层映射
有相关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表示，该行在2016年购入“安心回报262号”理财产品，封闭期1年，产品在2019年到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广州农商行多位高管被查。
2019年8月，广州农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继康被查；2020年7月，广州农商银行原副行长、首席风险官彭志军(市管副局级)以涉嫌受贿罪被逮捕；2020年4月，广州农商银行原行长助理吴海峰因涉嫌受贿、行贿被提起公诉。
2019年，广州市纪委监委在对广州农商行的巡视结果中表示，广州农商行“从业人员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靠啥吃啥”问题明显。
而近两年，广州农商银行也不太平。据广州市纪委监委网站公布，2024年，曾任广州农商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的易雪飞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从业绩上来看，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整体呈下降趋势，截至今年三季度末，该行资产总额14,164.25亿元，营业收入110.20亿元，同比减少2.35%；净利润17.22亿元，同比减少18.73%。
资产质量上，自2020年以来，广州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20年至2024年，其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81%、1.83%、2.11%、1.87%和1.66%；同期拨备覆盖率分别为154.85%、167.04%、156.93%、164.63%和184.34%。
其中，2024年该行转让完成一笔债权总额为145.92亿元的不良资产包，对降低不良贷款率及拨备计提额带来了积极影响。
资产质量下行也对资本充足水平形成拖累。截至2025年9月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9.10%、10.56%和13.40%，较上年末均有所下降。
广州农商银行成立于2009年12月，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2017年6月在香港挂牌上市。
重大诉讼叠加风险：信用资产质量的双重承压
除了以上有关理财产品的诉讼案件，广州农商行还有一起诉讼金额更大的案件，信阳华信圣德健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因财务顾问服务协议向广州农商行提起诉讼，认为其收取的财务顾问费属于违规收取，要求确认2016年签订的《财务顾问服务协议》无效，并判令其返还该笔服务费并支付资金占用费合计8230.93万元。
该案于2025年2月立案，5月8日开庭，7月15日二次开庭，目前也尚未判决。
财务顾问服务，是指银行根据客户要求，为客户提供财务管理、投融资、兼并与收购、资产重组及债务重组、发展战略等活动提供的咨询、分析、方案设计等服务。该项业务资格需要得到监管审批。
在近期开庭的案件中，广州农商行还有一起案件引起市场关注。9月9日，广州农商行与绿地控股等多名被告人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再次开庭。
综合网上多方信息来看，该案源于十年前的债券投资，是广州农商行早年在投资环节风控缺失导致。该笔债券是绿地控股旗下的企业——上海云峰集团发行，2014年10月，上海云峰集团与广州农商行签订相关协议，2015年5月、10月广州农商行通过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买入两只债务融资工具，面值合计4亿元。
后因上海云峰集团的经营问题，广州农商行依据约定选择回售，但上海云峰集团没有依约回购，自此引发双方之间的法律纠纷。虽然此前仲裁结果对广州农商行有利，但并未执行得到财产。
广州农商行与绿地控股的诉讼纠纷最早可以追溯到2022年7月，如今案件已经进入民事终审阶段，何时能出最终判决结果？广州农商行能否胜诉？不过即便胜诉，最终能否拿回、能拿回多少投资资金，仍是未知数，这取决于被告的偿付能力、可供执行的资产情况以及整个司法执行程序的效率等。
以上5起诉讼案件涉及总额超6亿元，对广州农商行来说，潜在信用风险与资产质量管控压力不小。
广州农商银行此次系列诉讼事件炒股带杠杆，暴露出区域性银行在理财产品设计、风控管理及内部治理上的深层漏洞。从“安心回报262号”引发的连锁纠纷，到高管涉案、业绩滑坡，再到6亿元涉诉总额的重压，均折射出中小银行在业务扩张与风险控制间的失衡。这一案例警示：金融机构须以合规为基、以透明为本，在创新中筑牢风控堤坝，方能重塑市场信任。对投资者而言，亦需以审慎态度穿透产品表象，理性评估风险，避免盲目追逐收益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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